机器人踏上半马跑道金多多策略，再次掀起科技狂潮。
从技术种子到成型产品，从工业机器人到奔入寻常百姓家的交互型机器人，从前看似冰冷的科技，愈加带有温度。
这条成长之路上，赋能因素众多，其中离不开“金融保姆”——金融机构的及时支撑。为了让机器人踏上征途，“金融保姆”需要提供多少道营养丰富的“秘制菜”？
上菜前，“金融保姆”自身厨艺要过关。这对金融机构来说，是机会也是挑战。
从年前广东“资本市场28条”要求构建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到年后广东“新春第一会”提出金融要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优质服务，再到近期广州“并购重组十条”提出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持续创新组合融资工具，在DeepSeek、宇树科技引爆舆论场的大背景下，广东科技创新政策持续加码，科技金融也屡次被重点“圈注”，肩负起“创新加速器”的使命。
在这一战略布局中，科技支行正成为金融赋能科技创新的关键落子。剖析金融赋能“秘制菜”，不仅涉及“调料”创新，也涉及内部机制的创新建立。
近期，南都湾财社“广东科技支行创新力深调研”团队走访了多家科技支行，以系统梳理科技支行深耕区域科创经济、服务科技型企业的创新模式与典型实践，深入剖析科技支行在机制、产品、人才创新中的核心挑战与突破路径，为完善科技金融政策体系、助推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系列报道即日起推出，开篇聚焦相关机构制定的科技支行建设标准等“基石”内容。
组织架构：
科技支行近两年大量涌现
“中心+支行”模式较为普遍
在科技支行，“知产”也能变“资产”。
广东麦特维逊医学研究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这家公司瞄准数智光学尖端技术，目标是在眼科高端医疗器械与设备领域打开一片千亿级市场。
随着主营产品技术平台的逐渐成熟，该公司预计订单量将大幅增长，并计划于2026年达到大规模商用条件。然而，问题随之而来：由于科研投入较大，员工科研及相关费用支出较高，企业亟须更多的营运资金以支持销售订单的快速增长，以及购置和升级相关设备。
在关键时刻，顺德农商银行科技创新支行针对该企业的情况，制定了以知识产权质押为核心，并由股东提供保证的授信方案，最终为该企业配置了1000万的贷款额度，犹如一场“及时雨”解了生产线的燃眉之急，让“困在实验室”的产品实现规模化生产。
这是科技支行服务区域经济的一个典型缩影。自2023年10月金融“五篇大文章”提出以来，科技支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国有行为例，南都湾财社记者统计银行2024年年报发现，截至去年末，工商银行科技支行已经达到160家；建设银行设有科技支行37个，科技特色支行79个；邮储银行也在多地设立了40家科技金融特色支行和30家科技金融特色网点。
科技支行是金融赋能科技创新的基层堡垒金多多策略，其背后是总分支多级联动的立体服务体系。
南都湾财社记者了解到，专业聚焦、上下协同是多家银行科技金融组织架构的特色，其中“科技金融中心+科技支行”是目前银行开展科技金融业务普遍采用的组织架构模式。
以建设银行为例，该行在总行层面设立了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在广东省分行和二级分行成立科技金融业务中心，在支行层面设立科技金融特色支行。
工商银行广州分行同样采用“科技金融中心+科技支行”的组织架构。该行早在2019年12月就在广州设立科技企业专业化服务机构“广州科技支行”，并同步成立“广州科创企业金融服务中心”（2024年更名为“广州分行科技金融中心”）。
分行的科技金融中心与科技支行如何协同？据介绍，工商银行广州分行科技金融中心主要负责分行层面的系统推动及产品、机制创新；而在其下面，广州科技支行则负责具体项目运作。
中国银行也不例外，其成立了总行科技金融中心和24家一级分行科技金融中心，并在科技资源集聚区域打造科技金融特色网点。
邮储银行则是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科技型企业分布密集地区建设科技金融事业部和科技金融特色支行/网点。
分析称，“中心+支行”模式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高效协同：科技金融中心集中打造风险评估、产品研发等中台能力，科技支行专注属地化服务落地，形成“专业化支撑+区域化深耕”的立体服务网络。其核心优势在于既能通过资源集约降低运营成本，又能依托支行贴近市场的特点快速响应科技企业差异化需求，同时通过动态调整机制保持组织灵活性。
此外，通过在一、二级分行设立科技金融服务中心，银行能够进一步下放审批权限，使分行能够结合区域经济特色，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差异化信贷政策。
“总行会将部分权限下放给省行。比如，如果我们二级分行想开发一个新的科技金融产品，只需上报给省行科技金融业务中心，由省行来审批，不需要总行审批，大大减少了跨层级沟通的成本，使区域创新更灵活。”一位国有行科技支行相关负责人对南都湾财社记者表示。
建设标准：
科技支行多为银行自行评定
标准涉及信贷结构、人才等
科技支行由谁来认定？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被评为科技支行？
南都湾财社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个别地区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了科技支行建设文件，明确了科技支行设立标准、绩效考核等具体内容，但多数地区科技支行的建设标准仍在探索完善过程中。也因此，目前科技支行大多为银行自行评定。
以广发银行为例，该行制定了《广发银行科技金融中心管理办法》。根据该文件金多多策略，目前该行已在广州、深圳、佛山、珠海、江门、肇庆、清远等广东省内区域设立了18家科技金融中心，并在广东省外也设立10家同类型的科技金融中心。
据介绍，广发银行科技金融中心定位为服务当地高水平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产业培育、科技人才创新创业，为科技创新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其评定标准主要结合支行服务区域、科创客群基础、科技信贷规模和人才队伍等多个维度。
在科技信贷规模方面，该行对科技金融中心的科技贷款余额占比设定较高标准，并要求科技贷款增速高于对公贷款平均增速。同时，每家科技金融中心应服务不少于5家核心科技企业。
此外，该行还对科技金融中心的负责人及团队的科技金融业务能力和背景提出明确要求：科技金融中心（支行）负责人应具有2年及以上的科技金融服务从业经验，并配置科技金融相关背景的专属服务团队。
有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广东科技支行和科技金融中心建设标准主要由各银行根据自身战略和区域特点自主制定，反映出行业探索期的灵活性。虽然评定标准不一，但各银行间核心维度存在共性，多涉及区位布局、客群结构、专业能力等。不过，从长远看，未来仍需监管部门出台基础性指引以规范发展。
南都湾财社记者对比发现，广发银行的科技支行建设指标与目前部分地区金融监管部门出台的科技支行建设标准中的指标存在共同项。比如，《关于推进深圳银行业金融机构科技支行建设的指导意见》，就表示综合考虑科技型企业贷款、户数、占比及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力度等定量指标；《上海市科技金融专业机构指标体系表》也列出了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占对公贷款比例、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户数等定量指标和专职科技人员规模等定性指标；济南市《科技金融机构建设指南》也对涉及科技信贷的多个指标作了明确要求。
不过，在核心指标的具体规定上，各家又不尽相同。比如，在对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占对公贷款比例这一指标上，《上海市科技金融专业机构指标体系表》显示，占比越高则得分越高，无最低要求；济南市则要求必须达到20%以上。
在科技型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的不动产抵押贷款余额占比方面，上海市的指标体系文件规定，如果占比过半则得零分，济南市则未作规定。
在科技企业贷款户数方面，济南市规定科技企业有余额贷款户数占支行对公有余额贷款户数的比例要达到30%以上，上海市则未设置占比这一指标，但设置了户数指标，达到60户，该指标可得满分。
行业挑战：
部分标准被指相对笼统
未解决初创期科企难题
有了标准并不等同于解决了问题。
敖先生在广东经营一家微型企业，这家成立于5年前的企业主要研发生产变频电机控制板等产品。
谈及小微科技企业贷款中面临的问题，他表示，目前银行看重公司的抵押资产、银行流水、纳税额、高新技术证书等。“有些技术不错的初创科技公司，刚开始经营，不符合以上条件，贷不了款。特别是研发高端科技产品的公司，有时投入几年都不一定会有收入，不过，这类公司一旦成功，回报也是相当高。但还是做小产品研发的公司居多，需要融资才能做强做大，大部分也不满意以上贷款条件。”他认为，这种情况最终造成“不需要贷款的满足条件，需要贷款的却不满足条件”的矛盾。
广州智用开物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管震也感慨小微科技企业融资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融资渠道基本都接触过，包括银行贷款、政府引导基金、风险投资机构等，实话说虽然融资渠道众多，但是作为初创企业，融资过程相当不容易。”
上述两个企业负责人所述情况并非孤例。南都湾财社记者调查了解到，小微科技企业在申请贷款时往往面临多重难题。首先，轻资产运营模式导致抵押物不足，企业核心资产多为知识产权、技术专利等无形资产，传统银行风控体系难以准确估值；其次，初创企业常因研发投入大、盈利周期长而呈现亏损或现金流波动，难以满足常规信贷审批标准；同时，部分企业因成立时间短、信用记录空白，难以通过征信审核；此外，还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一些金融机构目前还比较缺乏对高成长性高科技企业的理解和动态的风险信用模型，易因“看不懂”而拒贷。
随着科技支行的涌现，以及各地科技支行建设标准陆续出炉，上述企业的烦恼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敖先生也表示，金融监管部门对科技支行设立具体的建设标准“非常有必要”，有助于倒逼科技支行提升对科技企业的服务力度。
但他认为，目前一些地区金融监管部门出台的科技支行建设标准过于笼统，比如，要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占对公贷款比例要达到一定要求，但未进一步细化，明确对初创期科技企业贷款余额的占比，可能导致科技支行仍然偏向风险相对较小的成长期和成熟期科技企业，对初创期科技企业的放贷力度仍然难以提高。
除了上述问题，南都湾财社记者发现，部分地区出台的科技支行/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建设文件，在绩效考核或评价上的表述也较为模糊。
比如，济南市《科技金融机构建设指南》规定，科技金融业务考核定量指标考虑业务增速、增量、覆盖率及贷款不良率等；定性指标考虑重点工作完成情况、产品创新和推广、政策宣传等。
又比如，广东省科技厅曾于2022年12月发布地方标准《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建设与服务规范》，该文件明确了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的管理评价机制。其中，在评价方面，文件指出，应通过自我评价或第三方评价等方式，定期对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整体运行状况及服务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在评价指标上，文件列出了4个一级、17个二级定量指标，以及3个一级、10个二级定性指标。其中，4个一级定量指标包括科技信贷、创业投融资、上市辅导、其他科技金融活动；3个一级定性指标包括整体运营管理、服务能力建设和整体服务成效。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述两份地方标准在框架设计上都较为宽泛，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未明确考核周期，未规定核心定量指标的增速/增量和权重等，体现对差异化的包容，但也需警惕执行流于形式或选择性达标。这种“重方向、轻量化”的设定，反映了政策制定在科技金融这一新兴领域仍处于探索阶段——后续需通过动态修订补充细则，才能平衡原则性与落地性。
南都湾财社记者了解到，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制定的广东科技支行建设相关文件目前待出台，未来，将通过制度创新构建科技金融服务的专业化体系，为广东科技创新提供更加精准的金融支持。
谈及对广东科技支行建设标准的期待，敖先生表示，除了要明确科技信贷业务指标的要求，还建议从科技金融人才队伍建设、产品创新力度等维度作出要求。
“银行是服务性企业，应该培养能判断科技企业技术实力与前景的业务人员，并对该人员进行奖罚与信用管理。”敖先生强调道。
在信贷产品方面，他认为，银行应该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比如开发“人才贷”等产品，对科技企业的股东或者关键人才进行信用评估管理，给予相应的贷款额度。
南都湾财社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银行都已经推出了“人才贷”相关产品，但整体仍处于“有基础、欠丰富”的阶段。有股份行相关人士对南都湾财社记者表示，该行目前正在开发人才贷产品，最高可贷800万元，预计今年将落地。
此外，敖先生还建议，在后续考核中，动态调整对部分指标的要求，比如随着科技支行发展阶段的演进，适当提高部分核心指标的要求或者权重。
“目前，适应科技型企业特点的风险管理、绩效考核、不良容忍度和尽职免责等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建议监管部门出台科技金融差别化支持政策，建立健全科技金融工作推进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适应科技型企业特点的相关政策，建立正面和负面清单，探索客观可量化的免责认定标准和流程金多多策略，提高科技支行服务科技型企业的积极性。”一位国有行广东省分行相关人士也向南都湾财社记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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